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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在中国发展为什么难?

农民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在世界上的成功也使中国对合作社充满了期待。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和各种合作社发展扶持政策的出台,合作社遍地开花。

然而,在合作社数量突飞猛进的同时,“名称与现实不符”、“名称不存在”、“假冒合作社”、“许可证流转合作社”、“精英捕捉”、“大农民吃小农民”、“农民参与”等现象也层出不穷,引发了对合作社发展质量的诸多质疑和对发展前景的广泛争议。一些学者担心合作社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合作社原则,我们到底能坚持什么?”一些学者甚至质疑:中国是否有真正的合作社,因为真正的合作社很少。

为此,2014年9月至11月,研究组20名调查人员对江苏、吉林、四川省9个县18个乡镇的331个村和331个村的500家合作社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深入访谈。结果显示,在调查的18个乡镇的500个合作社中,甚至没有一个合作社符合“同一个主人和顾客”的基本要求,可以称为真正的合作社。

当然,这次调查毕竟是一次抽样调查。调查范围有限,合作社的样本数量只有500个,这不能排除真正意义上的几个合作社的可能性。然而,本文调查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仍然可以有力地表明,真正的合作社在中国合作社中的比例非常低。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很难找到真正的合作社,因为它们在世界上很普遍?中国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有什么合适的条件吗?

美国和日本的合作社怎么可能?

2013年,美国有2186个合作社,拥有200万名成员。一些农民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合作社,因此成员总数超过了美国农民总数。在所有合作社中,51.8%主要从事农产品销售,这些合作社占美国农产品销售市场的31%。36.4%的合作社主要从事生产资料,这些合作社提供的生产资料占全国的29%。此外,11.8%的合作社从事农产品的人工播种、储存和干燥。

合作社在美国的普及与美国合适的合作社条件的存在和发展密切相关。

首先,美国农场相对较大。2007年,农场平均面积为179.6公顷。与小农相比,这降低了合作社的组织成本。同时,在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美国有私人力量给予合作社外部代理人支持,这进一步降低了合作社的组织成本。

其次,美国农产品加工水平相对较高,80%以上的农产品加工后进入市场。与此同时,美国食品监管非常强,食品质量标准高度可操作性。这些都使得合作社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日本合作社,又称“农业协会”,是一个带有准政府组织色彩的组织,每个村庄只有一个。由于农业协会的“村保”特征,大多数日本农民加入了该协会。

从合作社形成和发展的适当条件来看,日本在农民规模方面是不利的。日本农场的平均规模只有2公顷。然而,就“资产专用性程度和关联交易的不确定性”而言,这是非常有利的。

日本的农产品加工业非常发达。人们每天消费的农产品有80%经过加工,只有20%是新鲜食品。

此外,日本的食品市场受到严格监管,其标准甚至是世界上最严格的。然而,还应该指出,由于日本农业合作社联合会是在政府的基础设施框架下成立的

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合作组织成本高的弊端更加突出。政府也没有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合作社的发展。尽管中国已经颁布了《合作社法》,各级政府也给予了财政和其他支持,但合作社需要更多旨在降低组织成本的机构建设,而不是物质支持,因为没有有效的监督,物质支持很难降低合作社的组织成本。相反,它将导致大量的“空合作社”和“伪合作社”,甚至将原来的真正合作社异化为“伪合作社”。

其次,由于食品质量监管不完善等原因,很难充分发挥合作社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

中国农产品以初级产品的形式销售较多,加工率仅为45%。同时,中国的食品质量监管远远弱于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中国确保食品安全的主要措施是引入《食品安全法》和其他法律。但是,这一领域的法律制度不完善,监管制度也不完善。

综上所述,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合作社的规模、异质性、农民的资产专用性和交易不确定性以及外部资源支持等方面更不利于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当最适合充分发挥合作社优势的环境不复存在,合作社的劣势更加突出时,合作社不适应当前的中国就不足为奇了。